任城区水务局  王书明

引言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笔者有幸参与了地方志专业志部分的编纂工作。工作期间，先后赴新泰、宁阳、东平、汶上、兖州等地，考察了泗河、洸河、府河、城区老运河、南旺分水枢纽，以及沿河重要水工建筑物等古代水利工程。抄录了大量碑文，拍摄了大批实物遗存，调查走访了当地老人，偶然目睹过非考古挖掘现场，取得了第一手资料。经多年思考与积累，带着问题得以到河道总督署展示馆、济宁市图书馆、济宁市博物馆等，查阅档案与典籍核实，结合实地考察互证，厘清济宁枢纽与南旺枢纽的本质差异——前者为“闸控”，后者为“脊控”。基本澄清了过去的一些模糊认识。怀着对古人“大运弄漕，永立潮头”的敬意，笔者试从不同维度回答“运河之都”为何是济宁？今推出《“闸控”与“脊控”:济宁枢纽与南旺枢纽的技术代差》，供大家批评。

一、晋隋奠基：从军事漕运到水系重构

1. 晋代洸河军事漕运的开创（352年）

《晋书·荀羡传》记载，荀羡北征时“开渠引汶通洸，军粮转运甚利，遂克东阿”。这是山东运河段首次将洸河纳入军事漕运体系，奠定了后世“引汶济运”的技术雏形。

2. 隋代水系改造的范式革新（581–600年）

《山东水利大事记》记载，泗水和小沂河二水，在兖州城东“合而南流，泛滥大泽中”，兖州刺史薛胄在兖州之东的泗水上筑石坝，即金口坝，并开渠引泗水向西，与任城(今济宁)以西的桓公沟连接。此渠不仅起到排水疏干沼泽的作用，而且在农田灌溉，水运等方面效益显著，“陂泽尽为良田,又通转运，利尽淮海，百姓赖之，号为薛公丰兖渠”(《北史·薛胄传》)。

漕运衔接：

形成“泗水→金口坝→府河→任城”的完整通道，为唐宋洸府漕渠体系与元明济宁分水枢纽提供了直接原型。

元朝以前泗、汶、洸、济运示意图

二、唐代闸控技术的制度化

1. 文献依据：

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载：“任城县西三里，有丰兖渠，堰汶水入洸济漕。”（唐代运河工程实录）  

北宋《太平寰宇记》引旧志：“丰兖渠旧置木闸二所，分洸、府之水。”（北宋追认唐闸）  

敦煌唐写本《水部式》：“漕渠斗门须以巨木石为闸”，佐证唐代闸控技术规范。  

2. 地理格局：

洸河（城北）与府河（城南）在任城西汇入丰兖渠，形成“北洸南府、双闸控流”的工程架构（据《水经注》《漕河图志》）。   

3. 元代沿革：

至元二十年（1283年），郭守敬于唐代闸基重建水闸，首命名“会源闸”（《元史·河渠志》），其名实为元代新创，非唐代旧称。

4. 结论：

唐代已疏浚洸河、丰兖渠，并建闸调控汶泗入运，“会源闸”之名可能为元代对唐闸的追认。元代京杭运河贯通前，会源闸在当时被认为是区域高点进行分水的尝试，体现了早期‘闸控分水’思想（此处毗邻安阜街，地名中“阜”字与制高点契合）。

三、宋元时期闸口体系的重构

1. 洸府二水入运口迁移

宋代城防与水道变迁：

《宋史·河渠志》载天禧间（1017–1021年）任城“筑土城，扩濠为固”。明万历《兖州府志·河渠》引旧志：“洸、府二水环城三面，外联会通，内贯阛阓。”古水道入城格局变迁，使原“大闸口”（会源闸）因城防退为内河，失去济运主口功能。

2. 入运口西移与南移：

元·李惟明《改建会通闸记》（1289年）载：“旧闸（会源闸）湮废，乃西移洸水于会通桥，置上闸（分水闸），府河南趋小闸口，置下闸（在城闸）。”

定位考据：

上闸（分水闸）：位于会通桥（今吕公堂街北），分引洸水入运。

下闸（在城闸）：位于通心桥，控府河入运（今竹竿巷南小闸口，控府河入运）。

中闸（会源闸）：元代沿用唐闸基重建，因居上下闸之间，故称“中闸”。《元史·河渠志》明确其“会汶、泗诸源”功能。水系调整后，其不再承担惟一分水功能，而是与分水闸、在城闸配合成为梯级船闸的重要节点。

3. 结论：

宋元时期，因城防和水道变迁，济宁分水工程从单闸（会源闸）演进为三闸协同的闸群体系（三闸即分水闸、天井闸、在城闸:本文所称‘济宁分水枢纽’，即指此三闸协同之闸群体系），通过多道闸门精细调控洸、府二水入运，标志着“以闸分水、以闸控水”技术模式的成熟。

四、元明闸名体系定型与功能固化：闸控技术的极限与困境

1. 三闸官方定名与分水技术演进

分水闸（上闸）：

明·宋礼《疏凿会通河始末》（1411）记载：“于会通桥立分水闸，三分南注徐沛，七分北达临清”。

位置：

济宁城西会通桥下游（今任城区）

功能局限：

虽初步解决水量分配，但因济宁地势低（海拔39.8米），北流水量不足以翻越山东地脊（南旺段海拔42.6米），枯水季漕运仍受阻。

历史定位：

明初分水的初级形态，为漕运奠基但未根治水源问题。

天井闸（中闸）：

《明会典·工部·漕运》明确其“即元会源闸”，清《山东通志》释名：“闸形若井，仰受汶泗，故名天井。”

在城闸（下闸）：

明·潘季驯《河防一览》标注其“纳府河之水以济漕”。《元史·河渠志》明确记载，在城闸始称济州南闸，为了与同时期建成亦在济州之南的赵村闸区别，更名为在城闸。

2. 以闸分水的技术困境

功能与局限：

虽初步建立了水量分配的概念（“三七分水”），这是“济宁分水枢纽”的雏形，并代表了当时闸控分水的最高水平，但其致命缺陷在于地理高程。济宁海拔仅39.8米，作为分水点，其北流水需逆坡上行翻越山东运河真正的制高点——南旺“水脊”（海拔42.6米）。这导致：

重力劣势：

北流水缺乏足够势能，流速缓慢。

水量损失：

据《京杭运河水文志》模型测算（依据现代水文数据推演），仅2.8米的高差就造成枯水季北流水量损失高达37%。

通航瓶颈：

枯水季节，北向漕船常因汶泗引水与马场湖水柜水量不足而严重“胶舟”，依赖闸坝强行提升水位的成本高昂且效果有限。“闸控分水”技术在济宁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地理天花板。

历史定位：

元代在济宁的实践（包括尝试性的水量分配）已经达到了“闸控”技术的顶峰，但也充分暴露了其地理局限性，为明初寻求根本性解决方案（即迁址南旺）提供了最直接的实践依据和动力。

五、南旺分水枢纽：“脊控”技术的革命性突破（1415年）

1.“脊控”技术定义

利用自然地势制高点进行重力自流分水的系统性控制模式。

2. 空间跃迁与技术革命

为引水保运，入运口北移50里至汶上县南旺镇——运河真正的制高点（“水脊”，海拔42.6米），彻底摆脱了济宁分水闸的地理高程束缚。

戴村坝引汶：

宋礼釆纳老人白英之策，建坝截大汶河水入小汶河南下至南旺（远距离、高保证率水源输送）。

鱼嘴石拨分水：

在制高点利用精密的“鱼嘴”分水工程，实现基于重力的自流分水（“七分北送京师，三分南流徐沛”），调控精度远超闸门。

水柜蓄调系统：

以南旺湖、蜀山湖等大型水柜“蓄丰补枯”，形成动态水量调节系统。

分水精度与通航时效跃升：  

    南旺分水口位于运河制高点（海拔42.6米），通过“鱼嘴石拨”实现重力自流分水（“七分朝天子，三分下江南”）。据《山东运河备览》记载，成化年间（1481年后）增建柳林闸、十里闸等节制闸，配合水柜动态调节，分水比例误差可控制在±5%以内。至此，济宁至南旺流向逆转为由北向南单一流向。漕船翻越水脊耗时从济宁段的3-5日缩短至半日。  

漕运量激增与长期稳定性：  

    南旺枢纽建成后（1415年），会通河年漕运量从元代20万石跃升至400万石（明永乐后期），并稳定运行超400年。清代档案显示，康熙年间连续60年无断航记录，漕粮年输送量维持在300-500万石，成为明清王朝的经济命脉。  

3. 代差意义：

从“闸控”到“脊控”：

核心技术从依赖人工启闭的闸门调控，跃升为利用自然地势的重力自流分水。

从“节点”到“系统”：

从济宁三闸的局部水量调配节点，升级为包含水源工程（戴村坝）、核心分水工程（鱼嘴）、蓄水调节工程（水柜）的完整系统工程。

六、“闸控”到“脊控”：厘清代差，正本清源

1. 济宁分水枢纽的本质

济宁分水枢纽是运河沿线重要的、成熟的水道调控闸群组合，主要服务于济宁城区及附近河段的航运、供水（含城内）需求。其中，“分水闸”（上闸）虽承担了局部水量分配尝试（“三七分水”理念的提出地），但其核心功能仍是“以闸控水” ，受制于地理高程，无法解决全河段、特别是北上的根本性通航难题，技术形态属于“闸控分水”的范畴。

2. 济宁枢纽的“通航艰难”：闸控技术的天然瓶颈  

枯水季水量损失与胶舟问题：  

济宁分水口海拔仅39.8米，而北流通航需逆坡翻越南旺“水脊”（海拔42.6米），高差2.8米导致重力势能严重不足。据《京杭运河水文志》模型测算，枯水季北流水量损失达37%，致使漕船频繁搁浅（“胶舟”）。元代史料记载，会通河因“常患浅涩”，年漕运量仅20万石，元末更因淤塞彻底废弛。  

闸控分水的调度失效：  

永乐九年（1411年）宋礼重开会通河后， 虽在济宁推行“三七分水”（七分北流、三分南流），但因高程限制，实际北流水量难以持续，济宁以北河段仍“浅阻如故”，漕船需征调民夫数万拉纤过闸，年维护成本高达白银10万两，却收效甚微。  

3. 南旺分水枢纽的本质

南旺分水枢纽是京杭运河全线的命脉工程和水脊“心脏” 。它通过在真正的运河制高点（水脊）构建包含引水、分水、蓄水三大核心子系统的工程体系（戴村坝-小汶河-鱼嘴-水柜），实现了基于重力自流的、可动态调节的、系统化的水量分配与保障。其核心技术原理（脊控、重力自流、系统蓄调）代表着比济宁“闸控”技术更高一个代际的飞跃，解决了“闸控”无法克服的地理障碍。

4.  代差的核心体现

数据对比

5. 综合领先性

在东西方工程技术早期交流有限，各自发展情况下。南旺枢纽在水资源系统性规划、调度和管理理念上，领先欧州两个多世纪（17世纪法国米迪运河等工程在系统性上达到类似高度）。

6. 文献中的“失败”与“成功”典型案例  

济宁之困：  

《元史·河渠志》载：“会通河浅涩，漕舟不通，劳民挽运。”  

明永乐十年（1412年），漕船在济宁以北200艘连续搁浅，宋礼险遭问罪。此事件成为促使宋礼彻底放弃在济宁优化闸控方案，转而寻求北移分水口的直接导火索之一。

南旺之盛：  

清康熙《居济一得》称：“南旺分水，全河脉络攸关……四百载漕运无虞，实赖此‘运河之心’。”  

乾隆六次南巡经南旺，赋诗赞老人白英能识超群。  

七、终极结论：从“以闸抗地”到“以脊制水”  

济宁分水枢纽（三闸体系）与南旺分水枢纽存在根本性技术代差：

济宁是“闸”：代表人力闸群精细调控的巅峰，却受困于39.8m海拔的地理枷锁（“以闸抗地”）；

南旺是“心”：代表以42.6m水脊为核的系统工程，通过重力自流与水柜蓄调实现“以脊制水”。

二者的历史分工已由数据昭示：济宁的“先导性困境”（枯水断航、年耗10万银）催生了技术革命；南旺的“脊控范式”（400年高效输漕）标志中国古代水利从量变到质变的跨越。

济宁枢纽作为传统闸控技术的代表，虽提出“三七分水”理念，却因高程缺陷沦为纸上谈兵；南旺枢纽则以系统思维重构分水逻辑，通过戴村坝引汶、水柜蓄调、鱼嘴分流的“三位一体”设计，将自然地势转化为工程优势。两者的效果差异，印证了技术代差的不可逾越性：没有对“水脊”的科学利用，再精细的闸群也难以突破重力的桎梏。济宁的困境，恰是中国古代水利从“量的积累”到“质的飞跃”的必经之路。而南旺枢纽则成为这一跨越的不朽见证。后世文献中“七分朝天子”的传奇，其工程载体和成功杰作在南旺，而非济宁。